中國時報【何景窗】
2007
年秋因職事之故,展開了一趟長達三年半的倫敦旅居,那段時間正好也是英鎊幣值最高的紀錄,1:68-72。每天出門都要計算好自己的體力,什麼時候會渴,什麼時候會餓,像一個登山者,準備好一天所需,才敢踏出門。
倫敦不如意十常八九,要不是懷疑公車月票掉在公車上,跑了三站到車座找票一無所獲,就是搭了無數次公車去郵局領補給包裹,最後包裹還是原封不動地寄回了台灣。包括經歷一場失敗的八年伴侶關係,生命低落到最深的海溝。
絕望盤桓之中,我的手邊有一小把毛筆,一盒墨汁,一疊紙,我帶著它們去即將拆掉的房子寫詩,就地貼在牆上展覽。去別人的展場寫詩,貼在現場展覽,跟路過的人解釋我的作品,跟我的作品拍照。在Art Fair遇到約翰藍儂的太太小野洋子,我送給她一張書法詩,上面寫著我的疑問,「如果一個人披頭在倫敦,會能碰見其他仨嗎?」。
古人的歐遊雜記是波瀾壯闊的山和水,人文匯粹的交際,博廣的綿綿文采;我的歐遊相當慘澹,多次在零度的氣溫中,下著大雨,拉著行李箱詢問往機場去的夜間巴士。如果不是手上有機票,有一架飛機在停機坪上等我,我和睡在路邊的流浪漢又有什麼差別呢?
在機場廁所吹乾頭髮和鞋子,換上乾淨的衣服,清晨五點,柏林機場還沒醒來,我在自助check in的機器貼上護照,拿到下段航程的登機證。歎氣變得很小口,不好的運氣和好的運氣,都在發生,還有更堅硬實際的東西等在前面。
我不是一開始就能適應在家裡書桌外的地方寫字,我們都知道,當你在公開場合鋪開紙,接下來,眾人的眼睛就會投向而來。寫字需要非常地專注,所以我痛苦,加上內容是詩,我的羞赧燒著耳朵臉頰,痛苦更是加劇。另一面我是必須自得的,我知道自己正在寫的這個字和下一個字,我可以決定它的內容和姿態,在這些西方人之中,攜帶著自己東方文化的蘊涵,我是一個以書法寫詩的人,一個無中生有的人,這使我感到安然。
周轉,我去了一趟維也納。我去了佛洛依德的故居,在他的影片播放廳閉上眼睛。隔一日,我去李歐頗美術館看席勒,四座明敞,我端端坐著閉上眼睛。再隔一日,我去維也納分離派美術館看古斯塔夫,站在他龐大的畫作前,我閉上眼睛。試著去體會這個都市的精神分析與繪畫是怎麼互相解讀,以書法寫我的疑問和假設,感覺自己充實和空虛並存者,像留白與散與比例,在書寫時刻的不確定感成為很重要的事。理解而不進入,詮釋能懂而不求能指,是給時間空隙去注入意義。我約莫是從這裏開始了自己想要把書法寫得更自我的意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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